年，吴学者将器物带回研究所，特意请郭沫若等专家前来鉴定。在认定过程中，他们却因器物年代，而产生了争论，有人认为是汉武帝时期的，有人认为是战国时期。当鉴定结果出来时，众人哗然。
年2月，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吴梓[zǐ]林收到一封来信，信件展开时，熟悉的字迹顿时让他警觉起来。
因为，这封信是老同事寄来的，信里没有寒暄和问候，而是直接进入主题。
老同事在信里说，他在兴平县豆马村，发现了一件青铜器，以他的经验判断，其价值十分重要，想让吴梓林再进一步鉴定。
吴梓林看完信后，立即收拾行李，连夜转车前往豆马村。
几经辗转，终于到了村里，吴梓林得知是村民赵振秀发现的。
原本，赵振秀想要修葺自家的牛圈，在村北的断崖处取土时，意外地挖掘出一个灰色的大陶瓮[wèng]。
在瓮里，装有一些铜环、铁器、贝壳等物品，还有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
当器物呈现在眼前时，吴梓林瞬间惊愕不已，出于职业的敏感，让他断定这件独特的器物，并非等闲之物。
吴梓林和村支书商量一番后，决定向村民赵振秀宣扬国家的文物政策。
赵振秀听闻后，表示愿意支持工作，不仅把器物上交给国家，还带着吴梓林实际勘测出土的现场，并将挖出来的所有物品，都交给了吴梓林。
吴梓林一件件地仔细打包好，带着这些物品就回到了研究所。
听闻吴梓林满载而归，考古所的同仁们纷纷跑来欣赏。
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吴梓林判断其中一件是珍贵的文物，决定将它献给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很重视这件器物，特意请郭沫若等专家前来参观鉴定。
在认定过程中，村民口中的奇特器物，实际是犀牛造型的青铜器。
问题是，一起发现的其他物品，都属于民用的，而犀牛的造型，应该属于尊贵的礼器，一般为庙堂或皇室所用的重宝，并非一般民间用品。
不仅如此，这些物品的发现地址是茂陵园区的范围内。
在历史记载中，茂陵曾经多次被盗，一部分专家认为是汉武帝刘彻的随葬品，它们是在盗墓过程中被丢弃的。
可是，更有专家指出，从造型和纹饰上推断，应该是战国时期的。
一时间，谁也没有想到，这件器物的年代，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
由于，大陶瓮里面的其他物品档次并不高，历史价值也不大，限制了专家学者们的推断。
其实，吴梓林也认为这件器物的时代，应该早于汉武帝时期。
因为，从它的造型和纹饰，以及工艺上来看，与战国晚期或秦朝的器物比较接近。
他大胆地推论一下，假设这件器物是秦朝晚期，咸阳宫内的品级低下的人，趁着战乱将这件器物偷出来，与自己的家当合埋在一起。
主人想等战火平息后，再取出来，好能谋取暴利。
不过，由于秦朝的灭亡，主人遭遇不幸，或者遇到其他意外情况，这件物品就被埋葬了多年，直到村民挖掘，才被大家所发现。
当吴梓林把自己的推断说出来，学者们豁然开朗起来。
如此一来，所有的思路就都捋顺了，这件器物出土的地点，既不是墓室，也不是遗址，而是秦朝的咸阳宫旧址。
单单有主观推断还不够，还需要实际的论据才行。
最终，中国国家博物馆将这件器物，断定为西汉的青铜器，命名为“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它的长度为58.1厘米，高度则是34.1厘米，重量有13.34千克。
可以看出，犀牛是昂首站立的姿势，身躯肥健而坚实，肌肉十分明显。
犀牛的双目镶嵌有乌黑光亮的珠子，头顶的正中间，和鼻部的上端，都有一个尖尖的角。
其造型巧妙的是，犀牛的背上有开口，有可以开启的盖子。而且，在犀牛口部的右侧有一个不明显的细管，不仔细看的话，还不容易发现呢。
可以从细管的地方，倾倒出内部的酒浆。
犀牛有着壮硕的臀部，和粗壮的小短腿，显得有些呆萌可爱。
专家们用特殊手法清洗后，犀牛的表面居然布满了精细的云纹，而嵌入的金银丝，仿佛犀牛的毫毛一般，活灵活现。
更难得的是，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交相辉映，既加强了装饰效果，又突出了犀牛表皮粗糙的质感。
当整件作品恢复出原本模样时，再次刷新了专家的认知，纹饰和造型的完美结合，可谓是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
那么，为什么器物是犀牛的造型呢？
在战国时，犀牛作为猛兽，是骁勇好斗、勇猛彪悍的化身。
现如今的犀牛已经十分稀少了，在中国只有到动物园才能见到。
然而，在上古时代，犀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还是很常见的。商王的一次狩猎中，就捕获了70多只犀牛。
到了西汉晚期，野生犀牛的数量急剧减少，才成为珍稀物种。
这件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展厅内，是我国古代工艺品中，既实用又美观的典范之作，堪称西汉时期的青铜器佳品。
这件文物的断定，是很多专业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它仍然是叹为观止的惊世作品。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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