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应避免的十大思维误区
窦东徽
此次新冠疫情是一次全人类共同经历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与我们的党和政府采取了适应我国国情的正确总体防疫策略密不可分；同时，我们还拥有遏制的疫情的三大法宝：一是各级政府的高效组织动员，二是医疗战线忘我的工作投入，三是广大群众自觉的规则遵从。这三点在遏制疫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功效。
当然，虽然有诸多值得颂扬的事迹和经验，我们也不应忽略对于自身错误和不足的反思。我们应当看到，疫情下也集中暴露出一些人类固有的思维误区。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疫情作为一种极端境况，构成了一种压力情境，人们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或多或少会进入应激状态，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应激状态下人们的思维模式会从理性思维系统向直觉思维系统“偏移”，从而更容易出现直觉判断带来的错误和偏差，陷入一系列的思维误区。
这些误区性的思维有三点危害：第一是会滋生许多不必要的消极情绪；第二是会引发诸多偏差的判断：第三是会导致大量错误的决策和行为。和积极的经验需要总结一样，正视这些思维的误区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让我们更好地避免错误，并在今后遭遇类似的危机时少走弯路。接下来我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总结一下疫情下容易出现的十大思维误区。
误区一小数法则[Lawofsmallnumbers]
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可靠的结论或规律，是样本越大越可靠，还是样本越小越可靠呢？我相信大家的回答肯定是“样本越大越可靠”。这是对的，因为样本越小，出现异常值的可能性就越大，结论也就越有可能偏离真实值。然而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依据很小的样本就轻易作出结论，或者根据一个短期内的趋势对总体趋势做出判断，从而犯下以偏概全的错误。这种思维偏差，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称为“小数法则”，这当然是一种反讽的说法。
在对疫情的判断方面，有些人就错误运用了“小数法则”。首先表现在疫情初期对于新冠病毒传染特性的误判上。疫情爆发初期，有人根据当时掌握的少量病例样本做出判断，认为病毒更容易感染青壮年，老人儿童不易感染；认为男性易感染，女性不易感染。其实这个样本规模并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结论。后来的数据和事实证明，新冠病毒对各年龄、性别的人群均具有同样的易感性。
其次，这种以偏概全的错误还表现在对群体的态度上。有新闻爆出，个别归国人员不遵守防疫的规定，出现了瞒报病情、隔离期间外出、要求特殊对待等错误行为，看到这类新闻，大家非常气愤，这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有些人接着便将矛头指向所有的归国人员。事实上，大多数归国人员是遵守规定的，产生违规行为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因此，不能以少数人的行为来污名化某一群体，这既对大多数群体成员不公平，也可能造成群体间不必要的隔阂。总之，做任何判断，都要避免这种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不要被个别案例的表面的代表性所迷惑。
误区二任意连贯性[Arbitrarycoherence]
有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同一种红酒装在两个外观一样的瓶子里，将其中一瓶标价为10美元，另一瓶标价为50美元，然后让实验参与者品尝，并选择他们认为更好喝的一瓶。结果，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标价更高的酒更好喝。也就是说，人们头脑中存在这样一种观念：越贵的东西就越好。也就是俗话说对“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价格和品质之间并能直接划等号，但是人们一看到价格，会习惯联想到与之对应的品质。这种把可能并不想关的事物之间人为地建立联系的思维惯性，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任意连贯性”。
疫情期间很多人的思维也表现出这种任意连贯性，这种盲目连贯性建立的联系有时看起来很无稽，但却会产生实实在在的社会后果。比如：有媒体报道，某机构发现，双黄连对病毒有抑制作用，一时间便在民间形成了抢购风潮，不仅双黄连很快就从药店和网上里脱销，甚至连双黄莲蓉月饼都脱销了。双黄连是否有效目前尚存在争议，但双黄莲蓉月饼和双黄连、和抑制病毒确实一点关系也没有。
本次疫情也让人们开始对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进行反思。人们对于食用野生动物的偏好，也与盲目连贯性的思维有关，比如，看到“野生“就觉得”营养价值高“，看到“稀有”就觉得“药用价值高“，还有吃啥补啥的形补观念等，其实很多并无实际的科学依据。举个例子，研究早已证明，犀牛角和穿山甲鳞片并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其主要成分就是角质，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犀牛角和穿山甲鳞片能治病，那么啃指甲也有相同的功效。
如何避免这一误区呢？给大家的建议是：首先，面对任何信息甚至是约定俗成的观念，都要保持合理的怀疑精神，其次，要相信科学证据，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因果联系。
误区三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在疫情期间，有些人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恐惧，而有些人则满不在乎，甚至表现出一些固执行为，比如在疫情严重时期不按要求佩戴口罩出入公共场合、聚会访友等。这种行为与过度自信有关。
过度自信会让人低估风险。有心理学家对罗格斯大学库克商学院的学生进行一项调查，给学生一份事件清单，其中包含18个正性事件和24个负性事件，然后请学生们判断，这些事多大程度上会发生在自己或自己同学身上？结果发现，学生们认为自己会经历正性事件的概率比其他人高15％，而自己经历负性事件的概率比别人低20％，也就是说，人们往往认为好事更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坏事更多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所以，很多疫情期间违反防控规定的人都存在这种心理，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健康、抵抗力更强、更不会感染病毒、甚至认为自己即使感染病毒，也不会转为重症，更不会有生命危险。
在中国全力阻击疫情，采取隔离等有效措施的时候，很多欧美政客和民众却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却认为这样的事发生在他国，不会发生在本国，更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仍然按照之前的习惯出行和聚会。这种过度自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病毒感染者在欧美国家的爆发性增长。
想要避免过度自信的误区，首先是要改变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第二是要把自信水平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越是感觉百分之百有把握的时候，其实越是有可能犯错的时刻。
误区四错估风险[Wrongestimationofrisk]
由于风险感知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人们常常会高估一些风险，同时低估另外一些风险。比如，从统计的结果来看，交通事故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航空事故，但人们却普遍认为驾驶汽车比乘坐飞机更安全；人们也更愿意购买飞行保险，却不愿意花钱改进汽车的安全系统；美国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众产生了对飞行的恐惧，纷纷改为驾车出行，这也导致了当年美国因车辆事故导致的死亡率远超历史同期水平。
疫情期间也存在很多错估风险的现象。很多人为了抢购口罩去排很长的队，有的人甚至同一天去好几个药店排队买口罩，其实这种排队聚集的感染风险要大于呆在家里不戴口罩的风险。
有些人听信某些“江湖神医”的劝导，服用据称能预防病毒的偏方或“神药”，殊不知这些来路不明、配方可疑的药物产生副作用的可能性要大过感染病毒的可能性。还有人听说高浓度酒精能够杀灭病毒，就买了很多酒精囤积在家，或者用高浓度酒精持续喷洒。其实这类做法导致火灾的风险比感染病毒的风险要更大，可能的后果也更严重。
误区五侥幸缪误[Reflectioneffect]
侥幸缪误在学术上被称为“反射效应”，意思是说，由于人们普遍厌恶损失，因此，面对既定的损失时会极不甘心，宁愿放手一搏，即使结果可能是更大的损失，但是人们会心存侥幸。比如说，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惩罚是很重的，但肇事逃逸的行为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很多肇事者抱有这样的心理：如果当时认栽，会面对一个既定的惩罚（即一个确定的损失），但是如果逃逸呢，有可能侥幸逃脱，也有可能抓住重判。由于不甘心当场受罚，所以怀着侥幸心理逃逸，但法网恢恢，迎接他们的将是严厉的制裁。
反射效应导致的侥幸心理无处不在。疫情期间，各地三令五申，奉劝大家不要聚集，但有些人因为放不下已经定好的聚会、饭局，或者已经为婚礼、会议投入了大笔时间和精力，不能接受这些既定的损失，于是顶着风险照常参加和举行活动，结果导致许多聚集性感染事件。
疫情期间，有一些人为了逃避隔离，做出了隐瞒病情或接触史、服用退烧药登机、藏着汽车后备箱进小区等等行为，也是因为他们将“隔离”视为损失，为避免被隔离的损失让他们选择了铤而走险。实际上，以现在的防控强度和密度，基本上不存在侥幸的机会。所以说想避免这一误区，最重要的就是平静面对损失，并理性评估可能的后果，卡尼曼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不能平静地面对损失，就可能参与本不应参与的赌博。
误区六归因缪误[FundamentalAttributionalError]
这里说的归因缪误就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发现之一“基本归因错误”，它是指，当人们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更倾向于将其归结为个人的意愿或特质，而不是情境因素，也叫对应偏差（correspondencebias）。比如孩子一次考试分数比较低，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孩子学习不努力”而非“题目出得太难”。
王小波曾经写过一个“花剌子模信使“的故事，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国王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就是凡是带了战场上胜利消息的信使，都给予重赏，而带来战败消息的信使，会被送去喂老虎。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基本归因错误：信使带来的消息好坏，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但国王却认为是信使自身的品质决定了消息的好坏。
同样，疫情期间也出现了这种错误。比如李文亮医生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并在网上提醒人们注意，却受到了不正确的训诫。虽然这一错误后来得到了纠正，李医生在身后得到了正确的评价，但这类花剌子模信的错误带来的教训是值得深思和铭记的。
基本归因错误也反映在很多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行为上。比如很多地方的小区出现了居民拒绝接受体温测试、私家车拒绝后备箱检查、恶意闯关并谩骂殴打安检人员的事件。这些人产生这些行为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将安检人员正常的职务行为，错误地归因成“他们是在刻意刁难我“，事实上，安检人员主观上并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敌意，只是正常履行职责和上级规定而已。
所以说，任何时候，都不要仅凭观测到的行为就轻易对一个人的品性和意愿下断言，而要多想想对方这么做背后是否存在情境因素的力量。
误区七锚定缪误[Anchoringeffect]
锚定效应是认知决策领域的重要发现。人们在对一个事物进行估计的时候，往往受到初始值的影响，这个初始值就像船锚一样制约着估计值。比如说，心理学家特沃斯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第一组人计算快速估计的结果，让第二组人快速计算的结果，研究发现，第二组人估算的结果要远远大于第一组人。因为两组人的估计都受到了算式初始数字的影响，开头数字小，则估计结果小，开头数字大，则估计结果大。
锚的种类有很多，外部给予我们的信息、我们内部形成的经验和观念、我们当前所处的现状等等都有可能构成锚定。有心理学家让华尔街的专家在牛市和熊市的时候估计未来30年的回报率，结果牛市时大家估计的长期回报率显著高于熊市时的估计。还有研究发现，当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时，70%的反应是保持原有行为模式，不做出任何改变，15%的人则在压力下丧失行动能力，只有15%的人能迅速做出正确的行为改变。
对疫情的判断也容易出现锚定效应，尤其是在预测方面。当疫情严重时，当看到每天不断增加的确诊人数，很多人便根据这一现状做出了悲观的长期预测，认为情况还会不断恶化下去，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事实上，随着有效的防控，国内疫情逐渐平息，高峰到目前的多项指标实现“零增”只有大概1个月时间。同时，目前很多指标实现了“零增长”，有些人根据这一现状又会做出过度乐观的预测，从而忽略了疫情防控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总之，仅基于现状做出过于乐观或关于悲观的长期预测都是不恰当的。锚定思维的最大弊端在于仅根据当前信息做出判断，而不将新信息纳入分析。因此，想要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需要从“锚定思维”转换为“贝叶斯思维”，不断根据新情况和信息来调整自己的判断。
误区八恐慌性传谣[panicrumour-mongers]
大家可能发现，越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各种谣言越是甚嚣尘上。关于人们为什么会轻信和传播谣言，有很多种理论，比如谣言更有故事性、更符合直觉思维等。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危言耸听、能够带来明显焦虑和恐惧的谣言也会得到很快的传播，为什么这类能够引发消极情绪的谣言更容易得到传播呢？这种现象可以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
年，印度曾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地震之后，有关震区之外更大范围内要发生更大规模地震的谣言传遍了整个印度。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发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认知失调理论”。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们始终要保持认知感受和行为的一致（协调），一旦存在不一致（失调），人们就会感到焦虑，为了降低失调导致的焦虑，人们会设法让认知和行为重新协调，方法就是，要么改变认知，要么改变行为。认知失调理论完美解释了印度地震后的谣言传播：地震地区之外的人们感受到了地震的恐怖，这让他们内心非常不安，但他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这就构成了一种认知和行为的失调，当他们看到关于其他地区也会发生大地震的谣言之后，把这个令人恐慌的消息传播出去的行为正好与他们的恐慌感受相协调。因此，费斯汀格指出，“谣传不是用来增加不安的，而是用来为不安辩护的“。
疫情期间很多令人恐慌的谣言之所以快速传播，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们对于感染新冠病毒是非常恐慌的，但多数人隔离状态下又是安全的，这时，关于“医院又发现10例确诊未上报”这类谣言特别容易被广泛传播。
误区九沟通错位[misplaced